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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奉献给你,我的上海?

2019/10/15 1:10:24

拿什么来奉献给你,我的上海?

 

作为一个自认为具有多元包容精神的理性的上海市民,我发现自己这些年来日益频繁地陷入一些令人尴尬的口水战中。而这一场接一场的口水战的主题,听起来既老生常谈又那么令人意气难平:究竟是上海人排外还是在沪外地人文明素养低下?

 

由此带来的危险趋势是,每一件牵扯到沪籍与非沪籍人士的争端,或由外地媒体发起的涉及上海事务的批评,几乎最终都会演变成沪与非沪的身份与地域文化之争;而围绕“公立学校教孩子讲上海话”、“电台开办沪语节目”、“公交车增设沪语报站”之类事关本土文化传承的讨论,更是每每变得那么意气用事。

 

这种对峙局面的形成,非常不幸地使一桩桩原本有可能就事论事的针对性讨论必然在中途变调,异化成为了一场围绕“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地域歧视”的骂战——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一些情绪激动的上海网民动辄抱怨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不遵守社会公德”、“素质低下”,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管上海的事”,甚至要求他们“滚回去先把自己那块穷乡僻壤管好”……而“外地人”则反唇相讥上海市民“小气”、“排外”,只知“崇洋媚外”,批评“上海人没有资格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

 

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一系列夸张走样的反应,泄露了上海市民内心深处的巨大焦虑。

 

人口数据的变化有力地解释了这种焦虑的出处: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去年2月份发布的当年统计公报,到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380.43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为960.24万人。考虑到上海户籍人口已连续十多年负增长的实际情况,这座城市里的“外地人”数量超过“上海人”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这种外来人口的巨量涌入,在给上海带来人才、劳动力和发展活力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与本地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文化传统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当然,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的,还是这些外来移民大量挤占了本已稀缺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最近的中考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又是一个新的“爆发点”),提高了犯罪率,并使城市的整体文明素质出现下降……

 

所有这些,都无不使人不由自主地同回归16年之际的港陆之间的紧张关系相类比。所不同的是,上海毕竟不是香港,没有一道栅栏和一个边检站可以把自己这个“现代化孤岛”与潮水般的“前现代内陆移民”阻隔开来。只不过,由于这个话题既不符合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又容易捅底层民意的马蜂窝,所以,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在台面上一直缄默不语,假装它并不存在。

 

而那些对外地人的“劣迹”深恶痛绝而本身又较少有身份顾忌的年轻一代上海网民,则聚集在类似“宽带山(KDS)”这样的网络论坛上抱团取暖,以各种尖刻的话语嘲讽、控诉“乡下人”的罔顾秩序、粗鄙野蛮。

 

有很多时候,“宽带山”们的怨气其实更多地指向当局。因为在他们看来,上海的城市管理者非但没有维护本地市民的利益,反而是过于“宽容”、甚至纵容外来破坏者,以至于上海人反而在自己家里“受气”。当然,他们也绝不会同意自己的言论是“排外”。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宣布,自己排斥的不是外地人和穷人,而是缺少公德、不讲文明的“瘪三”。

 

再让我们看看问题的另一面,过去这20多年来上海的整体城市文明程度和社会秩序,究竟是不是因为外地人口的涌入而明显地下降了?

 

很遗憾!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知道,对这个问题作出这样明确的结论(而不是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某些公开观点忙不迭地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它强调,外来人才给上海带来了活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谈论到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外来体力劳动者时,它还经常生硬地添加上几抹廉价而不真实的道德光晕。而来自底层小市民则直言不讳上述那些外来人口带来的负面问题,要求将城市重新封闭起来。

 

这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说到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遮掩或者假装它不存在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粗暴化,也只能加剧底层民众的对立和分裂。

 

客观地说,就我所观察到的,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各方面基础设施硬件的改善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海的整体城市文明程度较之上世纪80年代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甚至有可能有所提高——那种在公交车上吵架、邻里之间为一些“公用面积”而争得头破血流的事情,如今差不多已经绝迹。今天的更大问题,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但是,上海城市的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差,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可以相当负责任地说,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很少看见有自行车无视大马路上的红灯,在川流不息的汽车中危险地硬闯十字路口的,我更少看见有机动车旁若无人地在转弯道上直行、甚至逆向行驶的……这些在今日之上海大街上,是每天都能看到的司空见惯的场景。

 

我的解释也很简单明了,这些的确大多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外省市来沪人士带来的陋习。关于这个,你只要跑到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县城或地级市的繁华交通路段去看一眼,就什么都不用说了……而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也加入了这种不文明和无秩序的大合唱中——人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

 

但是,我们应当因为这个理由而造一堵围墙把上海“保护”起来吗?

 

一年多前在MSN上与一位来自苏南江阴的年轻的经济学博士聊起这件事,没想到他也一个劲地抱怨周遭环境对外地人的排斥,真是令我唏嘘良久:上海这个号称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真的退步了吗?

 

将近60年以前,我的父母从江阴对面的海门(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农村来到上海,追寻他们心目中更加美好的生活。虽然至今依然乡音未改,但他们好像从未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周围人也似乎从未因为他们的口音不是纯正的上海话而认为他们不是上海人。相反,虽然没与父母交流,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坚决地认为,自己亲身参与了现在上海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城市文明规范”的建构,他们就是上海。

 

说起上海,无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第一反应就是外滩。确实,外滩这个名词对于上海和上海人,就像黄河这两个字之于中国和中国人——它不仅浸透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现代上海其实本就是一片“滩”。它的最令人向往的地标不是什么“宫”、什么“殿”,或什么“关”,也没有高大巍峨的城墙和宽阔坚固的护城河。上海,还是中国唯一一座没有书写着典雅名称的“门”的城市。

 

这个事实,仿佛从反面告诉所有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大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就像一湾不设防的海滩、一片没有围栏的滩涂,任何人都可以来,来了以后全凭自己的智力、体力、耐力和运气在陌生的人群当中找个立足之地,没有人会在意你或者来管你。这意味着,既不必担心这个城市会因为你的身份而赶你走,也不要指望它因为你的血统而给予你什么有别于他人的特殊照顾。在这里,“适者”如鱼得水,“不适者”灰溜溜逃离。

 

叫它“冒险家的乐园”也好,称之为“创业者的天堂”也罢。总之,这就是“滩”的精髓——开放、自由,同时当然也伴随着冷漠和势利。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站在“滩”上的人,总是习惯于朝浩瀚大海外边投以毫无保留的憧憬目光,而不是像站在“关”上的人那样,时时带着敌意警惕地俯视着关外……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我们对过去那个“大上海”的残缺记忆。

 

上海无疑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第一扇面向西方和现代开放的门户,然而,种种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却终究使得上海文化煮成了一锅文化转型大格局中的“夹生饭”,身处传统与现代、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纠结交锋之中左右为难、进退尴尬。

 

我所说的“先天不足”,主要源于上海的所谓“先进文化”是外来者强加于中国的;而“后天失调”,则是指上海这座“城市”在顽强抵抗计划经济时代试图将它变成一个单纯的“工业基地”或“衙门所在地”的强大力量的过程中,染上了许多一言难尽的痼疾。

 

 一方面,假如中国认为自己应当原封不动地回复鸦片战争之前的状况,那么上海就的确是一个可恶、可笑和可耻的“小市民”;但假如中国想要融入当现代世界中去,甚至成为未来的弄潮儿,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先驱”,虽然她的步履如此蹒跚和笨拙。而在另一方面,不管上海在中国追寻“现代转身”的漫长历程中领先了多少步,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用“咖啡文化”嘲笑“大蒜文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年轻的城市也如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样,还远没有最终完成这一曲折艰辛的任务。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上海当然应该克服狭隘的地域主义,还是应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反过来,来到上海的人,则应当主动融入,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自觉地珍视上海的独特文化和社会文明。

 

最后,就事论事地针对具体问题,我建议今后上海市区各级政府可以牵头组织并拿出点钱来,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外来就业人口进行一些基本的“上海城市概况”及“城市生活须知”培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上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