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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今天的发展不是某个大国当年的恩赐

2019/9/17 9:25:25

声音|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今天的发展不是某个大国当年的恩赐

【编者按】10月20日,在第四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商务部原部长、海协会原会长陈德铭发表了题为“全球化下的经济开放与改革”的主旨演讲。

他回顾了全球化走过的历程,指出其发展到今天应该包含的三方面要素。他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指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顺应世界大势的重大举措,也承受了巨大压力,作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中国今天的发展不是某个大国当年的恩赐。中国赞赏世贸组织当年的接纳,遵守入世的承诺,也以自身的开放与发展,为各国带来无限商机。对于中美经贸摩擦,陈德铭认为,这是迟早要发生的。这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使然和特朗普总统个人特质因素,更是全球化行远而缺失治理所致。以下是他演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全球化就是当今的世界大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广义地理解为经济、文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那么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期。公元前区域性帝国统治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剩余产品进行交换的比较利益已经在商业贸易上广泛存在。当年的“丝绸之路”就是一个例证。发端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地的血腥开拓,把绝大多数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两次工业革命,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跨国贸易达到了全球GDP的16%。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去全球化时期,二战结束前,跨国贸易仅占全球GDP的5%左右。

 

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规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全球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和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极大地催生了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到2017年末,跨国贸易已经占了全球GDP的33%强。跨国公司是这次全球化高潮的主要推手,约70%多的跨国投资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应该包含三个方面要素:一是世界各国经济的互相联系、贸易和投资的互相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从边境政策到财政、金融、投资等宏观政策,不断开放并渐趋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主要大国国内宏观政策外溢的协调,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很显然,这三要素既验证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又揭示了实现命运共同体需要每个国家让渡出一定的政策与法规,以顺应并遵循共同制定的多边规则。单一强调本国利益第一,对业已达成的多边规则置若罔闻,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若多边的每一个成员都效仿这种单一行为,则支撑全球化的多边规则将彻底瓦解,全球化将严重倒退。

 

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由于国内政权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了十五六年时间,与上百个世贸成员及多边组织谈判,作出了开放市场的重大改革和让步,才于2001年秋末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17年来,中国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入世”三大承诺,大规模清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其中中央政府清理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19万多件,并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合法审查机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顺应世界大势的重大举措,也承受了巨大压力,作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中国人民以其坚韧的品质、优秀的文化、卓越的制度,才在较长时间里逐步克服困难,迎来今天的华丽转身。所以,中国今天的发展不是某个大国当年的恩赐。中国赞赏世贸组织当年的接纳,遵守入世的承诺,也以自身的开放与发展,为各国带来无限商机。

 

经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进出口贸易居世界首位,境外投资也跻身于世界前二,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扩大开放才能更好顺应世界大势,只有深化改革才能确保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应是我们总结40年之经验,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局面的基本方针。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开放度相对于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还是不够的,尽管基于国情和发展阶段,“入世”以来我们一直审时度势地在多边双边领域积极开放市场,近几年更是实行自贸试验区和降低进口关税等单边主动开放。作为世贸组织大家庭的任何一员,对中国有进一步开放的要求,我们都愿意坐下来倾听,开展可行性研究。我们对他国的进一步开放也有深深的期盼。但是世贸组织公平和非歧视原则必须坚持,所谓的“对等开放”是和世贸组织成员互享最惠国待遇原则相背的歧视性做法。如果因此采取单边行动,以国内法律施以霸凌欺压,更是践踏国际准则而不可接受。

 

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是迟早要发生的。这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使然和特朗普总统个人特质因素,更是全球化行远而缺失治理所致。跨国公司推进的全球化,应验了马克思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论》中所预言的: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788年到2000年的212年间,全球共发生了22次较大规模的危机,平均10年左右一个周期。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在赢得超额利润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产能过剩,甚至造成母国小微企业破产和产业工人失业。因此,即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因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出现分配不公、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尤其是当金融全球化出现之后,华尔街的问题扩散到全球其他金融中心,市场容易产生泡沫,高杠杆会带来系统性风险,缺乏透明度又削弱投资者信心,政府既要允许金融资本自由进出,又要保持其货币价值稳定,危机往往难以避免。全球化的根本弱点在于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当国家主权与全球市场经济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谁该作出让步?迄今为止的多边组织和多边协议还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面向21世纪的新议题。

 

综观全球经济,面对占据主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与狼共舞”将长期存在。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将打破原有的经济平衡。从这点出发,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建立新的平衡,有利于各国共享中国崛起之红利。所以我们应该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抵制和反对各种泛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行径。面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和美国霸凌行为,可行的战略选择或许是以更大开放促进更深化改革,在更高层次上与美国或欧盟等发达国家磋商,探讨全球治理规则或双边合作框架。任何企图关门倒退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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